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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引爆创业革命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创业精神是国家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编者按:


  2013年,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BAT先后提出与开发者、创业者共同打造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战略发展方向,提出开放平台和互联网精神的价值创造等概念。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衰退的加深,世界各国政府也试图发现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私营领域探索潜在的新行业和新方向,加大在孵化器、创新领域的投入,希望重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行业拯救低迷经济的历史。


  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尽管企业级生态系统和政府提出的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有诸多共通点,例如鼓励创业精神。但二者的定义又不尽相同,例如,前者强调企业平台的核心地位,后者更倾向于由政府主导;前者提出生态系统的目的在于克服大公司创新失灵和封闭平台等问题,后者更倾向于向土地资源要经济增长点。


  但政府和企业,是否在一个概念和思维框架下对话?政府和企业打造的不同生态系统是如何帮助培养创业精神和企业家文化的?政府和企业究竟在生态系统中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从管理学的角度,如何有序、有效地建立生态系统?


  这是本期经典重读希望解决的问题。


  我们选择丹尼尔·艾森伯格2010年6月在HBR上发表的《引爆创业革命》一文。丹尼尔·艾森伯格和托马斯·艾森曼(Thomas R. Eisenmann)两位是活跃在当今管理学界研究“创业精神”的学者(Entrepreneurship,也译为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在1911年的经典之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定义和美国文化对美国国父即为企业家精神的含义,两者在英文里是同一概念)。艾森伯格和艾森曼两人分别从“生态系统”和“平台战略”两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创业精神的方法论。显而易见,两人的理论都是在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概念和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上发展而来。差别在于,艾森伯格更倾向于波特的集群概念,认为生态系统是在特定区域内,关联企业、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政府、教育机构和民间组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整体,强调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与商业领域的利益相关性。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商业环境便利度”榜单上,卢旺达从第143位跃居第67位。这个国家在20世纪晚期经历过种族大屠杀,人口锐减,制度瓦解。但在榜单上,卢旺达甩开了属于同一地区的海地、利比里亚以及加沙西岸等邻邦,并赶超了意大利、捷克、土耳其以及波兰等国家。在世行的另一个排行榜——“创业的便利度”,卢旺达高居第11位。


  在好市多(Costco)逛一圈,你就能感受到发生在千万里之外的卢旺达商业革命。好市多是全球零售业内要求最严苛的仓储批发卖场,而卢旺达小农户种植的咖啡已然在这里上架,咖啡浓郁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卢旺达的数据清晰地显示,目前人均国民收入比1995年时提高了大约3倍。


  这就是创业精神为一个国家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卢旺达总理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说:“创业精神是国家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他并非这一观点的唯一拥趸。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都会把创业精神,尤其是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创业精神,同创造就业机会、GDP增长以及生产力的长效提高联系在一起。


  世界银行公布的“商业环境便利度”榜单上,卢旺达从第143位跃居第67位。这个国家在20世纪晚期经历过种族大屠杀,人口锐减,制度瓦解。但在榜单上,卢旺达甩开了属于同一发展梯队的海地、利比里亚以及加沙西岸等,并赶超了意大利、捷克、土耳其以及波兰等国家。在世行的另一个排行榜——“创业便利度”上,卢旺达高居第11位。


  在好市多超市的货架上,你能发现更多令人惊讶的创业成功故事。距离卢旺达咖啡不远,你能选购智利的鲜鱼。目前,智利是排在挪威之后第二大三文鱼供应地。20世纪末期,智利渔业公司大量涌现,为美国超市供应鱼类产品。再隔几个货架上陈列着以色列的USB移动硬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创业者就以势不可挡的速度为全世界生产和供应创新型科技产品。在货架的转角处,药房里出售冰岛生产的非专利药品Actavis,这种药品仅用十年时间就迅速占领市场,跻身全球非专利药品前五名。


  卢旺达、智利、以色列以及冰岛都是孕育创业精神的沃土,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努力。产品能够进入全世界要求最严格的供应商——好市多,这些公司都颇具创新精神;但不可否认,政府高层对于这些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是孕育和维持创新精神的土壤。不论在发达国家或是新兴市场,培育“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奖杯。


  可惜的是,许多政府在打造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时,选择了错误的路线。它们力求打造难以实现的完美生态系统,并且把完全异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范例作为指导实践的模板。但事实上,最佳实践往往出现在地球上偏僻的角落;那里并没有丰富的资源、完善的法律框架和透明的政治制度。然而恰恰就在这些地方,创业精神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最佳实践案例都经历了多次失败、反复纠错的实验过程。政府要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政策机制。但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企业与非盈利组织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文要阐述的是,无论政府还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公司高管、家族企业拥有者、大学、专业机构、基金会、劳工组织、金融家以及创业者,都应该参与其中,共同完善创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


  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由几部分构成:领导力、文化、金融市场以及消费者等,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组合。(见图表“你在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中吗?”)单独来看,每一元素都有助于创业精神的产生,但政府仅能专注于其中一个或两个元素,这不足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要想把这些元素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政府领导应当聚焦以下9项重要原则。


1不要模仿硅谷

  1不要模仿硅谷


  几乎每个政府都试图打造自己的“硅谷”,但这种野心只会使它们陷入绝望与失败的境地。硅谷是企业家精神生态系统的“黄金标准”,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孕育了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大公司——英特尔、甲骨文、谷歌、eBay、苹果。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指着加州说,“我也要一个硅谷”;因为在硅谷,你能够找到以下所有元素:技术、资金、人才、可观的风险投资池、鼓励合作创新的文化以及对失败的容忍。


  但是,盲目崇拜并且追随硅谷会产生3大问题。第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就连硅谷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复制自身的成功。这片生态系统的产生基于一系列特定事件,其中包括强大的航天产业、加州独有的开放文化、斯坦福大学对于科技产业的支持态度、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传承下来的创新意识、鼓励博士生移民的政策、纯粹的运气成份以及更多无法考虑到的因素。这一系列因素的互相作用形成了看似混乱的进化过程,而后来,人们牵强附会地归纳出一些因果联系,事实是,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其二,大量的技术与技术专家孕育了这片沃土。发展“知识型产业”是所有政府的座右铭;这种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长达一代人的投资,投资的重点在于教育以及积累世界一流的知识资本。但要形成顶级的知识产业还需要其他条件:大量的技术积累,各技术公司进行野蛮竞争并大量淘汰。要知道,那些顶级风险投资人在审阅大量的科技型项目后,最终也只是选择了其中的1%进行投资,而这些精挑细选的项目中还会有很大一部份以失败告终。


  其三,尽管看上去硅谷孕育了本土的创业公司,但事实上,硅谷只是个“强力吸铁石”,它吸引世界人才蜂拥而至。这里逐渐形成了种族独立的亚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组织,换言之,没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硅谷文化”。硅谷的元老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称这种现象为“移植行业”(industry of transplants)。(摩尔是硅谷早期的工程师巨星,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并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译者注)


2因地制宜

  2因地制宜


  如果以硅谷为模板行不通,那么,政府领导应该从何处着手培育创业精神?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方针,也就是政策要适应当地的创业需求、模式以及环境。


  卢旺达、智利、以色列以及冰岛的成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的领导者都能够找到适合本土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以本国实际情况——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文化——为基础。在种族大屠杀之后的几年中,卢旺达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干预政策,确立了最具发展前景的三大本土产业——咖啡、茶以及旅游业。政府设立了扶持三大产业的研究机构,为农户提供培训,使咖啡的包装符合国际标准;并且帮助农户联系海外分销渠道。卢旺达政府的努力催生了7.2万多家公司,大多数公司只有2到3人的规模。10年间,卢旺达的出口额翻了三番,且全国1/4的人口就此脱贫。


  智利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着力发展自然资源丰富的产业,例如渔业。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得益于这位军事独裁者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理解,智利的中产阶级可以轻松地融资,并且获得捕鱼许可证。为了削减创业公司的经营成本,政府用近乎粗暴的手段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同时,政府还维持了比索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出口优势。


  自然资源并非生态系统的必要因素。在资源不甚丰富的地区,要想激发创业精神,人们需要更具创造力。冰岛、爱尔兰、新西兰和台湾地区都远离大陆市场,资源匮乏,但它们都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生态系统。20世纪80、90年代,以色列独特的生态系统也是在综合许多因素的情况下,偶然进化成型的。这些有利条件包括军事研发的溢出效应,移民海外的以色列人所带来的资本和客户资源,以及对于节约精神、教育和创新文化的鼓励态度。


3提高私营企业参与度

  3提高私营企业参与度


  建设生态系统不能仅靠政府的一己之力。企业更有远见,更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私营公司必须在生态系统建立的初期进入,政府要确保生态系统建成后,私营公司都可以保留可观的股份。


  开诚布公。让私营企业参与生态系统建设的一个办法是,在生态系统建立初期,征求企业家代表的意见,制定有利于创业者的政策。如果在国内找不到相关专家,政府可以尝试启用海外专家。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集结了身处海外的台湾专家,集思广益。最后,台湾当局依据这些专家提出的建议发起了诸多项目。这些专家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在20世纪90年代回归故土发展,其中一些人后来高居制定政策的要职,一些人运营初创公司。例如,美国德州仪器的前任集团副总裁张忠谋回到台湾,创立了著名的半导体企业——台积电。


  可退出的投资模式。1993年,以色列政府启动了Yozma计划。政府出资1亿美元,创建了10个私人风投基金。每个基金项目都包括投资额度相同的三方:Yozma、一家以色列的企业合伙人以及一家拥有基金管理经验的海外合伙人。项目伊始,以色列政府就允许私人投资者以优惠价格购买政府股份——这一点常常被拷贝Yozma模式的国家所忽略。


4向发展潜力大的项目倾斜

  4向发展潜力大的项目倾斜


  新兴市场国家习惯于将稀缺资源分配到金字塔底层的创业公司,这其实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它们并没有着眼于增长潜力最大的项目。


  在倡导“小而美”创业的时代,将资源一味分配到潜力大的创业者会有有失公正的嫌疑。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优先关注那些以快速增长为导向的企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满足大量的潜在市场。


  500家独资的小额信贷公司与一家迅速全球化的500人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等量,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后者在某些方面更具优势:创造的财富值、对其他创业者的激励作用、提供的工作岗位的多样性以及品牌价值等。爱尔兰的Enterprise Ireland就认清了这个道理。这家政府机构给创业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并提供财力支持,推动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爱尔兰公司。这些创业公司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出口导向,以创新科技为基础,并能在3年内创造100万的销售额以及10个就业机会。


  增长潜力巨大的风险项目与高科技不完全相关。事实上,我认为大多数创业项目都与高科技无关。SABI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它只是黎巴嫩的一所学校,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管理机构之一:生源超过6.5万人,分布在15个国家,其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招收500万名学生。


5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5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一次成功的创业可以引爆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激发公众的热情,鼓励后起之秀。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小数定律”(小数定律认为人类行为本身并不总是理性的,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的思维往往放弃概率论的常识。这里的意思是,创业者看到成功的先例,并不会考虑自己成功的概率是不是很低,而是先考虑自己也一样能成功—译者注)。


  Skype获得了百万用户的青睐,而后被eBay用2.6亿美元收购。这件事在爱沙尼亚这个小国引起极大反响,鼓舞了许多技术型人才开创自己的公司。在中国,百度的市场份额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激励了整整一代创业者。塞尔特移动通信公司(Celtel)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取得惊人的成功,成为该区域移动通信的领军供应商,之后被Zain以3亿美金收购,随之而来的自豪感帮助当地政府树立信心,说服投资者消除对非洲投资的恐惧感。


  2004年,尼古拉斯·内斯比特(Nicholas Nesbitt)和两位合伙人共同建立了肯尼亚首家国际呼叫中心Kencall。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广泛的国际知名度,是因为它打破了官僚体制中的诸多壁垒,其中包括连通国内网络与国际互联网。肯尼亚政府并不等Kencall成长为大企业才开始大力宣传。当Kencall还是一家初出茅庐的企业时,政府就邀请了外国代表团前来参观,并在政府出版物中大力宣传,还举办了国际外包商峰会。同时,政府借用KenCall的成功案例推进改革,加速了东非海底光纤的初步建设。这个事例证明,创业的成功也可以对制度改革起促进性作用,并非只有制度改革才能推进创业精神。


9修订法律、行政与监管方面政策

  9修订法律、行政与监管方面政策


  恰当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对于培育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法律和监管改革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落实到位,而创业者通常要靠钻空子才能取得机会。事实上,许多创业者是在恶劣的监管与官僚体制下取得成功的,之后他们凭借自身财富与地位推动改革的进程。最后,倘若政府不采取顺应潮流的改良措施,改革就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大量研究证明,一些改革措施可以对风险项目产生积极作用,例如破产合法化和不限制失败创业者的贷款资格。同样简化税收流程、加强审计也有利于创业者的发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除那些阻碍风险项目的行政或法律壁垒,比平添新的鼓励机制更加有效。


  2008年,在创业精神低靡的法国,法国政府展开了“企业家自主”(Auto-Entrepreneur)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简化创业公司的法律审批流程,免收繁重的预缴税费。法令实施后的3年内,超过30万家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当于每月出现1万家新企业。需要承认的是,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独资企业,到底有多少能够成长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还有待观察。但是有分析师认为,“或许这项举措最大的影响是,它扭转了人们对法国创业市场长期以来的消极态度”。哪怕每千家公司中有一家成为增长型企业,法国政府进行的大胆试验也是成功的。


  成功构建企业家精神生态系统的案例不止于此。然而,列举的9项原则能够指引政府驶向培养企业家精神的正途。如果政府想要通过刺激自主创业拉动经济增长,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将私营领域的商业活动引入生态系统、转变狭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减少监管障碍、推广成功案例、出台鼓励创业的法案、审慎地推广集群与孵化器、制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融资方案,以及最关键的一点:把“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看作有机的整体。(译/康欣叶 校/李钊)


  (原文刊载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6月号,有删节。)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