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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巨人的崛起:产业集群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的面貌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过去三十年以来,多数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比起实力雄厚的“单打独斗型”企业,以专业化行业为核心的复杂生态系统或产业集群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的大幅增长往往需要在某个地区集中大量人才和专项资金。从直觉上,这颇有几分道理,虽然公众可能会喜欢英雄式的企业家。但是,从华尔街到麦迪逊大街乃至硅谷,美国商业的成功故事更多地是由同个行业内相互依赖的地区集群铸就的,而不是单单凭借个人或某一家企业的成功而造成的。


企业相互指导、互帮互助、彼此督促,这一切都证明,区域企业集群的接近性可以使企业获益,但是对行业有利的未必总能为某一家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


在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发表了题为《集群创新的动态因素分析 成都家具行业集群案例分析》(Analyses of Dynamic Factors of Cluster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Furniture Industrial Cluster)的论文,论文表明,同一地区的多家企业能够促进创新、推广新想法、而且更具灵活性和专业性。在本文中,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专家们就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及其当前的机遇和风险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调整。时值全球经济低迷、出口持续锐减,国内需求似乎也很难即可弥补损失。此外,由于工厂倒闭,数百万下岗工人被迫从沿海工业中心返回老家务农,在短时间内,似乎也不太可能重现过去几年的经济腾飞局面,因此,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压力也得到缓和。至少在此时此刻,关于生产企业将工厂迁至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比如越南)的讨论已经比以前少得多了。尽管如此,鉴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在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方面的需求仍是有增无减,关于在中国的哪些地区运营以及产业集群的价值如何,这些问题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企业应当思考如何对生产工厂进行定位,准备迎接未来的经济复苏。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产业集群的价值属于比较新的概念。虽然有些理论可以追溯到1890年,但是直到1990年,迈克尔•波特才在他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对此理念笃信不疑并大加利用,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此,也许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过合作取得成功是一个核心思想,即高度重视双方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最早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早在三千多年前,孔子曾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慈溪裁缝


与其他地方一样,地区专业化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例如,来自慈溪的裁缝们凭借百年手艺,在17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垄断了京城的制衣行业。而技术先进的行业集群则是在近几年才形成的。毛泽东提出的“当地自给自足”的方针是阻碍行业集群发展的因素之一,这种思想使得工业生产几乎退回到农村水平。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 运动的结果却是“大落后”。毛泽东提倡依靠小型低技术行业来发展国家,实际却使工业减产30%。结果造成中国的许多行业“支离破碎”,例如水泥生产行业,这些行业以规模以下和过时的方法在运营,这反过来也说明为什么如今有许多地方政府将产业集群视为实现经济腾飞的新办法。“这些人很有头脑,他们对自己的优势进行了估算,”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代表处的董事经理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说道。


在某些地区,比如位于浙江沿海城市宁波的古老的制衣行业中心—慈溪,当地政府对产业的源头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寻求特殊的产业优势。宁波政府将针织行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并从工厂转型开始,将以前的军服生产厂转型为时装生产厂,同时允许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创办专业性更强的公司。如今,浙江沿海地区已有两千多家服装公司,纺织品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5%


还有一些例子与以往的行业成功并无直接关联,比如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这里主要生产用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集成的读写磁头,其产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其计算机键盘产量占到16%。其他著名的产业中心还包括南海区大沥镇,该镇生产的铝制品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还有浙江织里镇的童装业以及四川大唐的制袜业,大唐的数千家生产企业每年生产六千余万双袜子。以出口为主的产业集群总共有一千多个。


与此同时,南部沿海的珠海游艇工业区集中了二十多家造船厂,在政府提供给制造业集群的激励政策下蓬勃发展。事实证明,这些激励政策对于高新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比如生物技术产业,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为行业提供了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是中国政府的强项,这样能使城市吸引产业集群前来落户,”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执行董事利嘉伟(David Lee)说道,“很显然,他们擅长建设道路、港口和桥梁,而且还擅长基础设施和培训机构的建设。”


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若干政府方针,北京、上海和广东深圳的生物技术集群得蓬勃发展。第一个重大政策变革是允许二十万名学生去国外留学并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86年,政府制定教育计划,为数以千计的硕士生提供生物技术教育。接着,政府鼓励在国外工作的生物技术专业人士回国发展。许多采用了此等做法的企业和新建的企业因而吸引了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深造过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在生物技术和其他产业集群中,公司的创办过程与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有所不同。中国的有关权威人士指出,从本质上说,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看其盈利的能力,而是看其与拥有关键资产的各方进行合作的能力。


例如,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社会关系更加重要。同时,建立此种人脉关系并不是通过“塞红包”来获得批准那么简单。分析师指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产业布局不同,如今的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对产业进行更加广泛的支持,来为当地产业集群带来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只是从个别公司当中选出成功者和失败者而已。例如,宁波政府一开始曾经是部分当地企业的股东,但是如今更多地是组织交易会和时装展,或对当地的发展工作进行协调。


当此种与行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产生效果,正如我们在纺织和生物技术行业中所见到的那样,就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观察家甚至提出,中国的经济实力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当地政府往往把企业当作长期发展的一个资源,而不是短期获利的机会。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对产业集群所在的工业园区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许多产业集群都集中在大型工业园区周围,这些工业园通常是政府实体,”佩恩尼说道。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在这些工业园区开设工厂也能获得很多优势,他指出。这些园区通常设有专门与政府机构进行协调和联络的办事处,比如当地环境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等,在人脉关系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都是需要企业去搭建关系的重要部门。


在半指导型的经济当中,建立上述强健的人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可以享受减税优惠,许可证的审批时间会缩短很多。“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三个月才能获批,而我们三天就够了,”一位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首席财务官在接受《亚洲财务总监》杂志采访时说道。另一方面,如果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批成功,而且想要让当地部门对新出台的规定给予明确说明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即便与适当的政府官员建立起人脉关系,产业集群这个策略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例如,根据各种报道,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大兴土木,有不少是市镇领导的政绩工程,这些工程更多地是权力膨胀的表现,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效益。政府官员的此种介入,也是对已过时的产业的一种变相支持。目前,汽车产业集群正倍受青睐,因为政府领导认为这有助于拉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钢铁和化工行业,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张忠(John Zhang)说道。但是,张指出,相应的燃油补贴虽然在拉动上海、重庆等汽车制造中心的需求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会给经济造成损害,因为这样会消耗其他产业集群的资金,阻碍其他节能技术的发展。


缓慢西进


中国产业集群大多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根据房地产公司仲量联行2006年对138家国外和国内物流公司进行的调查,这些公司的货仓有85%设在三个不同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大渤海湾。成都是物流公司设有货仓的唯一一个西部城市,公司将其5%的货仓和其他资产都置于此地。


但是,英特尔、福特汽车等许多跨国公司则把工厂设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城市,主要是因为那些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而且还能享受税收优惠。


将近十年以前,政府就提出了“开发大西部”的政策,希望能扩大开发地区的范围,但是,多数外来投资的目光似乎还是集中于存在已久的西部集群之上。根据中国供应链协会的调查,事实上,新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的两大城市:成都(1100万人口)和重庆(3100万人口,中国最大的城市)


例如,英特尔公司目前就有两家工厂设在成都。对英特尔来说,将工厂设在成都并不吃亏。成都的高科技园区云集了968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387家福布斯500强企业。此外,成都每年毕业的电子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就有两万多名。根据《成都商务指南》的介绍,公司在成都的建厂成本仅为上海的五分之一,政府还为进驻成都的公司提供大幅度的减税优惠。但是,公司认为廉价的土地或税收优惠并不是成都最吸引他们的地方。2003年,英特尔在成都开设第一家工厂时指出,成都拥有“战略性地理位置、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以及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这些都是他们选择成都作为生产基地的重要原因。


但是,除了少数极为成功的例子之外,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有限和官僚作风过度泛滥等原因,使得“西进战略”一度陷入困境。


应该加入产业集群吗?


如果一位负责城市经济开发的政府代表邀请你加入某个产业集群,而且是在适合你的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你是否会接受邀请呢?


“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佩恩尼说道,“但是很难回答。这取决于企业的性质,以及你想要去开拓的市场的潜力。”例如,西安是中国西部少数成功的产业集群地之一,这里曾经是国内最大的飞机制造基地,专门仿造前苏联的战斗机机型。因此,西安拥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机械师,这一点吸引了想在中国落户的国外飞机制造商,比如麦道、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型公司。


但是在新的产业集群中,往往万事皆不具备,格特鲁德•斯坦恩(Gertrude Stein)在谈及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时说道。“那里有的只是对产业集群的渴望,”佩恩尼说道,“一个城市可能会拿出宣传手册说,这里特别适合医疗技术公司或半导体公司前来进驻发展。但是当公司的分析师对提案进行审议时,他们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只是在那里树起招商大旗,然后盼着企业前来进驻。虽然那些建设不够完善的产业集群会提出减免税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来吸引企业,但是这里有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这样的产业集群很可能无法长久。“所以,你肯定既不想成为第一个,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进驻这里的企业。”利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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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