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企业税改革需遵循的原则
在所有意图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改革中，修改企业税可能是最易见效且痛苦程度最低的一种。高企业税使得资本从美国公司体系流失，用于非公司业务或流入他国。这就限制了本土投资，也就限制了劳动生产率以及实际工资的提升。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这是企业税背后非常残酷的逻辑——赋税的重压主要由工人承担。
企业税改革要遵循什么原则，才能提高美国人民的利益？首先，税收结构必须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要关注其他国家一直在下降的税率、创新活动和公司总部的流动性、美国以外市场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其次，出于国家财政和政治现实的考虑，企业税改革可能需要与根本性税制改革区分开来，要基本做到不影响税收收入。第三，任何改革都应当重新树立企业是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概念，把企业税作为有意义的政策工具。
本文将要阐述的税制改革提案遵循以上三大原则。它提倡大幅降低企业税税率，支持创新，停止对企业境外收入征税，这将鼓励全球企业进军和投资美国。它建议对不断增长的非公司业务征税，减少企业业务结构畸形，增加税收基数，以弥补降低企业税税率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的损失。另外，它还建议应税收入按企业向资本市场汇报的收入来定义，这样能够扩大企业税基数，进一步弥补降低税率带来的收入损失，重建民众对企业的信任。
但是，这些改革只有企业管理者配合，切实改变行为，才能真正有效。当前复杂的税制系统和层出不穷的避税手段，让国际化的大企业在企业税上有了选择权。税已经从一种强制的义务，转变成谋利手段，提供实现每股收益目标需要的资金。更广义地说，全球化让无数企业视一国的基础设施为可转变的资源，企业的国家身份和责任变得不再重要。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将纳税义务同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同等视之，而不是逃避纳税义务。
改革的紧迫性之一
改革的紧迫性
美国经济四个方面的新发展，使得对企业税进行大变革变得很紧急。任何未来关于改革的蓝图，在制定时都要考虑这四个方面。
坏得不能再坏——高征税率，低计税基数。1986年是美国进行最后一次重大税制改革的一年，当时，美国企业税税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要低。今天，美国的企业税税率为35%，位居全球前列。自1986年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逐渐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令人期待，但有时也带来会令人不安的结果。当在美国开展业务的重要性降低时，它的相对成本就迅速上升。
资本是流动的，高税率迫使资本离开美国公司领域，涌入房地产、非公司业务和其他国家。美国工人需要资本来提高生产率。当资本流入其他市场，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如果商品价格按全球统一定价，那企业税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落地，只能落到流动性最差的因素——美国工人的身上。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机会增加，只会使得资本加速流出美国。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政治家们如何花言巧语，理解提高美国工人地位的关键还是企业税改革的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考虑，高企业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当企业抓住无数机会将收入投到低税收国家，美国国内的税收收入就会下降，企业和人才会把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如何避税这种没有经济价值的活动上。企业管理者更关注如何左右税收法令，因此会把更多的钱花在游说和政治捐助上。简而言之，高企业税税率增长了企业在灰色活动上的回报，助长了政治程序的腐败，最终导致收税基数变小。这在公司所处的行业内部也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流动收入少（例如以国内收入为主的零售商）、政治关系少的企业，就会不成比例地受到高税率影响。
非公司业务收入的崛起。1986年，非公司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的比例不到20%，但今天已经超过50%。司法机构为了避免对股东数量较少的企业双重征税，做过一些努力，非公司业务收入的增长就是这种努力的副产品。传递损益的公司形式（可将公司收益直接转移给股东，公司本身无需再缴纳联邦税）——例如有限责任公司、S公司（符合美国税法第1.S章的规定注册成立的公司类型）、投资信托结构和有限合伙制企业——迅速蔓延，很多经济活动都转移到了这些类型的公司中。高税率驱使资本逃离公司行业，转向那些能够强塞到非公司业务里的活动。能够使用这些结构的行业（主要是国内房地产的金融管理、自然资源、医疗保健资产的金融管理机构），得以不成比例地增长。过去25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税收政策刺激的产物。
因为只有私有公司才被允许设立这种结构，公司上市实际上等于要交过路费。至于为什么美国公开资本市场要受这种过路费的阻碍，目前尚不清楚。
改革的紧迫性之二
企业活动的全球化。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美国跨国企业的非国内收入大幅增长，平均来说，国外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利润率都比国内要高。
在现有制度下，美国对其纳税人（包括企业纳税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征税。企业境外的收入在国外纳税后，如果转回美国，再将已经在国外缴了的税排除后，还要在美国纳税。这一制度是为了确保资金无论投放在哪个市场，都缴纳相同的税，虽然听起来足够有逻辑，但却存在漏洞：第一，对转回国内的收入征税鼓励了企业把资本留在海外。第二，更重要的是，这种征税方式假定，每当企业投资海外，美国本土都失去了相应数量的投资。但事实是，当企业进入新市场并成功后，它们在国内也会扩张。在当今世界，认为惩罚企业的全球活动，能够帮助它们在国内成为更好的雇主，这个想法太天真。
合理的政策不应该对境外收入征税，因为这会造成美国企业和国外企业面对不同的税收待遇。这样的歧视政策可以使得低生产率企业享受较高的税后收入，从而降低了总体的生产率。全球的其他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点，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对公司全世界范围的收入征税。讽刺的是，境外收入征税并未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多少增长。因此，取消海外收入征税能够制止资本分配的扭曲，增加国内公司资本的供给，同时不会有多少收入损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司也进入了一个流动性的新纪元，在这个时代它们可以自如地转换国家身份。有几家英国公司为了应对英国税制对海外收入的征税，将企业转移到爱尔兰。兼并和收购也是企业转变国家身份的有效方式；创业者则根据税收体系来选择在何处安家。对美国公司海外收入征税的这种极端税收政策尤其有问题，因为公司可以很容易就将总部迁出美国，同时带走很多就业机会。
财政收入和应税收入的分离。在美国企业中，向资本市场宣布高额利润，向政府却申报零应税收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不一致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与新设备折损有关的税收政策。向政府申报的企业收入，与向华尔街资本市场报告的企业收入，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
这会带来几个负面的影响。首先，股东被剥夺了对企业经营真实状况的知情权。试想，当企业利润数据能够随着观众的不同而调整时，我们还怎么能清楚了解真实的状况。企业管理者也会投入各种资源，利用不同报告的差异创造利益。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作再投资，促进企业发展（想想看，如果在申请住房贷款时不用提交报税证明，那么我们在报告自己的个人收入时可以有多大的创造力）。最后，公众一而再、再而三的地到企业吹嘘利润却不交税后，就会对企业失去信任。
将公司税和向资本市场报告的收入关联，能够扩大税基，重塑企业和税收系统的可信度。不过，并不是要求两种报告利润完全一致（这可能会减少企业向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而可以要求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按照向资本市场报告的收入的一个最低标准来交税，这样可以将两种报表比较松散地达成一致。
一部增强美国商业和工人力量的法典
一部增强美国商业和工人力量的法典
这份包含大幅降低企业税率、终止海外收入税、对非公司企业的新税、加强税收与企业收益报告关联度的税收改革方案，能够实现税收收入平衡。因降低税率和终止海外收入税带来的税收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会由后两项措施弥补。从当前数据估测，企业税率从35%下降至18%所损失的收入，只要向非企业收入征收5%的税，同时加强税收与企业收益的关联，就能得到弥补。而且，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进税制系统的完善，保证国际化大企业愿意把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逃离。
多年来，企业税改革总是以刺激创新（例如研发税抵免）和支持特定行业为目标（如制造业）。但是这些政策通常只是暂时性的法令，结果并不十分有效，反而让税制系统变得更复杂。立法者应该更集中在整体税率改革，通过加强全世界都越来越流行的“专利盒”来鼓励创新。只要知识产权在美国国内开发和利用，专利盒会对知识产权收益征税给予优惠，从而增加高质量的国内就业机会。
这一变化以及对全世界收入征税体系的脱离也要求美国向转移定价制度转变。现在，在跨国企业，利用不相关市场价格的不同，进行企业内部交易，为企业利润逃出美国提供了可趁之机。特别是随着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转移定价标准需要重新拟定，以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分配资源、人力和利润为依据，来决定多少利润可以合法地在不同的司法辖区来分配。公众现在形成的印象是，公司的盈利都被归入了那些安放在阳光灿烂之处的邮箱里。这影响了公众对整个税收体系的信任，需要考虑资源和管理者在公司里的实际地理位置来加以纠正。
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的企业税
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的企业税
美国企业在追求纳税最小化方面越来越激进。无形资产的增加、收入流动性增强、专业指导避税的中间人的出现、以及对报告收益的日益关注，都让避税计划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结果是，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一半以上的美国企业不再承担国内税收义务。
同时讽刺的是，企业管理者也开始不断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挂在嘴边，不时地宣传企业的社会角色，投入大量资源支持社会项目，但另一方面，却奉行激进税收策略。实际上，他们应该把纳税义务与其他义务（比如遵守环境法规）等同起来。
如果想推行这种观念，对税务总监的业务评估应该以是否合规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衡量标准。职业道德的规定可以制止那些仅仅以逃避纳税义务为目标的商业活动。
最后，企业应该详细、准确地报告自己过去的纳税情况。数额如此巨大的税却一直如此混乱，股东们不应该接受。明确纳税明细有助于股东们了解企业内在的经济状况，保证那些为了实现盈利目标的努力，不会被用于对税收的短期操控。
企业税已经成为在美国公司领域投资的最大障碍，拖累了生产率和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随着非公司业务的扩展，储蓄的机会越来越全球化，海外的投资机会在迅速增长，它的负面影响每天都在恶化。
一系列的税制改革能够让企业税从阻碍变成资产。但这些政策的实施，离不开管理层在管理公司税做法上的改变：从原先的投机主义，到把纳税义务当成是对重要股东的承诺。按照这些原则来重续管理者、股东和市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才能为美国的需要——生产率和工人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打下基础。(译/邓勇兵 校/戴险峰)
米希尔·德赛是瑞穗金融集团金融学教授，哈佛商学院主管计划和校务的副院长，哈佛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