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最近的处境有点艰难。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他的职责是领导麾下共和党成员，与民主党合作，共同草拟并制定法案。当两党意见产生分歧时，他理应将双方团结起来，或者说服少数议员妥协以达成共识。但是在他就职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他摆出要有所作为的架势，但又中途退却，结果拉不到足够支持票而狼狈放弃。这是怎么回事？
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2011年博纳当选议长时，共和党一派的茶党势头正劲。彼时的政治环境与博纳前20年供职议会时截然不同。芭芭拉·凯勒曼（Barbara Kellerman）在她的新书《艰难时刻：美国领导力》（Hard Times: Leadership in America）中称，环境无比重要，但在领导力体系中它常常遭到忽视。
国会是一个体系，你的组织是一个体系。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都是体系。你堵在路上？这是系统失灵的表现。不同部门协作失灵？那也是系统性问题。
如果不能深度理解广义（或者像学者凯勒曼所谓的“末端”）的环境，诸如博纳这样的领导者就无法驾驭或改变体系。但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在数量与规模上不断膨胀，复杂性以及交互性也与日俱增，因此理解环境并非易事。在这点上凯勒曼一语道破天机：这个时代对于那些试图做好领导的人来说，的确是“艰难时代”。
该书按主题分为几个章节：历史、思想、政治、经济、创新、环境等等，描绘了作者认为的与各个主题相关的环境信息。看完该书后我不由得转向了另外两本新书，它们各自聚焦一位在不同环境中改变体系的现代领导人。
希拉里·克林顿在她的新书《艰难抉择》中回忆了她担任美国国务卿4年的历程。书中她承认自己作为位高权重的领导者，需要承受固有的挑战。一些读者抱怨该书过于冗长，而且缺少她出任首席外交官的记载。但是我对于她清晰的眼界，以及对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全面理解敬佩不已。她很可能是在此领域中做得最优秀的人。
从亚洲“再平衡”（pivot），到平息阿富汗战事，再到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这一系列令人眩晕的事件、地区、人物、威胁与机会，都在希拉里的书中得以呈现。记者和八卦爱好者试图从中挖掘爆炸性新闻，却忽略了她精心设计的目的：动用她“智慧的力量”，将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及文化等工具综合利用于各种情形之下。
读完此书，我深刻体会到希拉里的深思熟虑以及超凡能力。如果我们把传统的20世纪外交学当作一个体系，那么这本书无疑阐释了她如何延伸了其中的思想与实践。
在《伟大的改革者：一位激进教皇方济各的诞生》（In The Great Reformer: Francis and the Making of a Radical Pope）一书中，奥斯汀·艾弗瑞（Austen Ivereigh）生动描绘了另一位正在面对艰巨挑战的领导人，他所执掌的是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的中心——历史悠久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中最受人关注且令人发指的问题，正是最近几年神职人员对幼童性侵的事件。此外，教会需要回应避孕、让女性担任神职以及同性恋等紧迫议题。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个时代呼唤一位比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更富于环境敏感度的领导者。教皇本笃十六世是一位保守的神学家，他可能无法在现代世界中为教堂开辟一条新的明路。
教皇方济各因此接过权杖。这本书比任何著作更生动地记录了他的生平，并解释了他如何在出任罗马教皇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这本书描绘了一位经受过多次领导力考验的人物。他在二战后庇隆主义盛行的阿根廷度过童年；他对穷人怀有深深的同情心；他早年受到耶稣会传教士激励，并最终领导了阿根廷耶稣会；以及他在军事独裁者面前显示出的灵活度。
为该书收尾的“伟大改革”一章则更能彰显本文主题。在艾弗瑞的描绘下，方济各尖锐指出，教会系统从中心到边缘都障碍重重，因此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权力架构更趋于扁平化，每个部门的力量更平均，并给予各部门更多自主权。（艾弗瑞在书中打趣地写道，来自麦肯锡、毕马威、安永的咨询师在这段时间频繁出入梵蒂冈。）
方济各最杰出的能力不在于对教会结构产生影响，而是在情感与专注力上的影响力。教皇并不具备改变教义的能力，但是方济各能够深刻地、凭直觉理解教会转型所处的环境，也由此证明这种局限并不妨碍改革。他那吸引人的个性、真诚的沟通方式、对穷人与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由衷的谦逊以及不装腔作势的态度，都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并帮助这样一个显然在走下坡路的体系重现生机。
希拉里·克林顿和教皇方济各属于特例。但是不管在商业、科技还是艺术领域中，伟大的领导者都能够引领系统性变革，并且通过他们过人的经历强调一点：不管通过什么渠道，领导力能够改善一个体系。理解你所处的体系以及其中的领导者、追随者及其背景是你要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适合改变的手段。最后，你必须鼓起勇气，继而付诸行动。（康欣叶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杰夫·基欧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