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紧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急速膨胀，在研发（R&D）领域的扩展将会成为下一出重头戏。在这一成长的市场上，跨国公司试图降低成本，并开发出适合本地市场的本地产品，而中国政府正努力吸引国外技术投资中国，以帮助众多行业中的中国企业培养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在这种种背景之下，中国的研发领域正得到快速的发展，而高科技则走在了这一浪潮的前沿。
研发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原因
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事处副总裁大卫·迈克尔（David Michael）关注中国已超过15年之久。对于近期研发在中国的升温，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他说道，第一，“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日趋明显，而且对于竞争力要素的要求也日渐清晰。”“这些认识促使公司推出更多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地化产品。而这一举措要求更多的研发能力本地化。”迈克尔以手机为例解释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之一——西门子等公司已经将大量R&D业务转移到中国，其目的在于保持其产品系列的竞争力。”
迈克尔说道，第二，“中国现在的制造与采购活动已达到了关键性时刻，而研发与这些活动相辅相成。如果你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度在加大，那么你就需要借助研发帮助这些公司来符合你的标准，使他们理解如何才能与你的研发和生产流程相互匹配。事实上，研发部门在这些供应商的评估与审核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要成为供应商就必须获得一定的认证资格，这是许多公司所采用的做法。通常，研发部门在供应商认证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产品周期很短的高科技领域中，你会要求你的供应商直接介入你的产品开发流程之中。只有在一些研发活动靠近供应商的情况下，供应商才能完成它的职责。”
迈克尔继续说道，“第三个原因就是低成本的人才资源。”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拥有出色的工程师。“全球都在进行着人才争夺战……仅仅依靠西方世界的传统渠道，你是无法找到足够数量的人才的。”
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保护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那些考虑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公司可能获取了短期的收益，但是却要付出长期的代价，因为这些公司是在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在创新方面提供培训，而这些对手很快会把成果用来与之竞争。
BCG旧金山办事处的知识产权执行顾问凯文·里维特（Kevin Rivette）强调了在进入中国之前就拟定相关战略的重要性。他与大卫·克莱恩（David Kline）合著了《阁楼上的伦勃朗：揭开专利的隐藏价值（Rembrandts in the Attic: Unlocking the Hidden Value of Patents）》一书。他强调，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公司是在自找麻烦。
里维特说道，“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他们建立起生产设施。在生产流程的内部，有着种种包含商业秘密的设备与流程……[这些公司]所犯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假设这些商业秘密都会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按照里维特的说法，这些公司最终会感慨道，“天哪，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将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与我们自己的技术进行竞争。我们竟然创造了一个竞争对手！”
正如里维特著作的书名所指出的那样，第一道防线就是专利。他很有信心地认为，中国政府在专利权的保护方面将越来越坚定。“我本人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曾读到过很多说‘天塌下来了’的文章。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和中国做生意。中国将会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这样一问题。日本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也有着同样的问题——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未知领域——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专利数量最多的专利持有国之一，也是在专利保护方面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据里维特指出，随着中国国内的公司不断地成长与进行创新，中国很快就会产生更强劲的专利保护法制化的驱动力，这是外国公司可以对此保持乐观的一个原因。不过，他认为，目前还是那些外国专利在起作用迫使中国公司遵守法规制度。
在美国法律中常用的一个比喻可以对此作出简明的解释：“毒树之果”。例如，对于一次非法搜查事件，法庭将不会采用该非法搜查所获得的证据：如果证据链的源头是有污点的（毒树），那么搜查所获得的证据（果实）是不可用的。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专利法：如果制造某产品的流程不是该制造商所拥有的合法财产，那么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就不是合法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在目的国的边境加以拦截。里维特认为，“如果制造商有违法行为，那么整个价值链就是有污点的。”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近期一个可能引起极大反响的案例：“飞利浦公司手握若干专利，迫使沃尔玛停止从中国大陆进口DVD产品，转而寻求那些有正当专利授权的二级台湾供应商的产品。”
教育与创新途径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比率从4%上升到了多于17%。据中国教育部披露，这导致了大学院校的毕业生数量从2002年的150万人激增到今年的近300万人，而2005年的毕业生人数可能达到350万人。这意味着应聘研发岗位的学生将远远供大于求。据《商业周刊》十月报道，2003年甲骨文公司在北京和深圳的软件研发中心需要招聘23名应届毕业生，结果共收到4,800多份应聘申请。
这种教育基础设施的增长尚未转化为中国政府所积极寻求的研发进程。如果我们采用美国的专利数量作为创新的衡量标准，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这是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中国大陆的发明者共获得不足400件专利；而台湾的发明者共获得5,000多件专利。也就是说，尽管台湾的人口不足大陆的2%，大陆的发明者的专利数量只有不到台湾的8%。
大卫·迈克尔认为，“台湾地区的突出表现展示了该地区在全球以高科技为导向的供应链领域的突出地位。”他还补充说道，“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中心之一。”他指出，中国大陆可以从台湾的优势中获益。“中国大陆可以充分利用台湾的研发活动。很清楚，目前台湾有大量高科技公司正在向大陆的各个地区转移。”
BCG公司的塞金（Sirkin）也对中国研发的将来持乐观态度，并将中国目前的状况与日本几十年前的发展曲线作了比较。“中国目前正在研发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可以说，这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所经历的阶段，那时日本也是在复制与学习阶段。我预期中国的创新将继续发展向前。”塞金也意识到，对于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和/或有过工作经历的中国籍工程师、商界人士与创业者而言，其中所孕育的机会正与日俱增。这也可以解释美国近年来的人才外流现象（尽管到目前仍是小规模的）。
“这批人所面临的机遇极大。许多西方公司都希望能招聘到有过美国经历的中国人帮助他们运作他们[在中国]的企业；这些人理解东西方世界两种文化。一名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中国人——在美国工作过5年左右时间——在人才市场上可是抢手货。一名希望回到中国的高素质管理人员更是炙手可热。对于那些想回到中国的人而言，机会多的是。”
中国的一些行政措施曾经引起过一些顾虑：例如，对互联网的管制。从商业角度来看，塞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情况是，我并不认为存在着诸多限制……这些领域[研发]的信息流动还是很自由的。”
将研发整合到全球战略中
针对中国的研发战略必须“兼顾两头”。一方面是有关中国地区研发体系，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全球运营体系，前者必须整合到后者之中。
据BCG公司的大卫·迈克尔指出，对于那些希望建立起全球研发运营体系的公司而言，难度更大的问题之一可能发生在公司内部。他说道，例如，“如果你是一家德国的公司，那么那些在德国研发实验室的员工可能会对公司在中国的扩展行为持否定态度。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威胁。他们可能会不乐于合作。这就要求公司内部进行文化变革、流程变革以及组织变革。与把一千名流水线工人整合到全球运营体系比较而言，将一千名研发员工整合到全球运营体系中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流水线工人关注的是流水线操作，因此如果他们与公司的其它部分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所谈论的是那些高价值的脑力劳动者，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依靠与这个全球化组织中其它脑力劳动者的内在紧密联系，那么这种整合就会变成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不过，这也意味着，在这一领域的出色表现将会成为将来的竞争优势之源。”
他说道，从中国员工的角度来看，“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的确在全球运营体系中有着很高的重要性吗？这对于公司是否能吸引并留住中国的顶尖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员工将希望感到他们的参与是有着战略性与全球性的重要意义的。”
迈克尔认为摩托罗拉就是一家在整合中国研发业务方面表现出色的公司。“摩托罗拉有大量研发工作，该公司名列中国最为成功的外商投资公司之一。在将大量高附加值的业务活动转移到中国方面，该公司是做得最彻底的几家公司之一。摩托罗拉在中国设有16<SPAN style="FONT-SIZE: 10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