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能从商学院学到什么？

每年秋季，都会遇到不少的新生，无论是为了学术学位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是为了职业学位的MBA与EMBA学生。他们对于清华的那种无限崇拜，对于自己能够进入清华学习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对于未来学业的满怀信心和期待，对于毕业后事业上的美好前景，我都是熟悉的，因为我是过来人。我也深深地知道，他们会逐渐地回归现实，他们会对清华这个神坛失望，他们会逐渐沦为常人。人就是这样，当他们内心感受最饱满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最苍白的时候。信心爆棚的背后掩藏的，就是随时会不期而至的无尽迷惘。所以，一般在开学几周之后，当学生们的心绪稳定到可以听进去一点东西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上一课：“我们究竟能从商学院学到什么？”。

一、成功的影响因素

“为什么要来商学院读书”，这是我对学生们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同学都会告诉我，他们之所以选择商学院，是因为这里可以教给他们经商的秘诀，他们毕业之后，可以使用这些法宝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我告诉学生，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商学院里所教的，其实就是在任何书店里都可以买到的管理学教材，如果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学完这些课程。效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别，说不定还会更好。

商学院里没有什么独门武功，如果教授们真有所谓“经商秘籍”，他们为什么不去自己赚钱，而留在学校里教别人赚钱呢。聪明人只要看看我们这些行事寒酸的教授们，大概就能够猜得到我们能吃几碗饭了。听完我的“自谦”，学生们一般都会哄堂大笑。在笑声中，我会向他们提出第二个问题：人怎样才会成功？

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虽然至关重要，但很少有人认真地想过，梳理过。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成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更加成功。据说国内现在已经有了一门实用的“新学问”，叫“成功学”。最初听到“成功学”这个概念的时候，笑了半天，我不信真有这样的学问，因为围绕着成功的问题太复杂。在我看来，成功是不可以教的，成功也是无法复制的，每个人的成功都不一样。我想，大概是出版社觉得起了这样的书名，或者培训机构起了这样的课名，想成功、自己又不怎么思考问题的人，就会抢着跑来听课，抢着来买书。不过，不信归不信。但思考一下有关“成功”的问题，倒是必要的。

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什么因素会影响着一个人的成功？这是每个学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获得你们所期待的那种成功，而进入商学院学习，更是对你们多数人的成功影响有限。

事实上，现在的学生期望多于思考，他们往往被环境裹挟着前行，他们的选择空间太少，他们太缺少“蓝海”意识。同学们愿意找我闲聊。通过谈话，我发现他们经过了漫长的复习和激烈的竞争，成功地考入了清华经管学院，但他们并不像食客走进饭馆那样目的明确。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并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们也不甚理解花上至少两年时间去读个商学院，在获得文凭之外，还能对今后的事业成功有多大帮助。所以，我常常劝他们放下功利心、避免人云亦云，实实在在地去深入思考一段时间，确定一个目标，然后积极地为这个目标做准备。

人的成功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每一个人的成功模式和路径都截然不同，甚至对于不同的人，成功的标准，以及影响成功的因素也非常之不同。我曾经试着总结前人的思考，整理出决定成功的七个因素。按大类分，分成两大类，涉及内在的：能力和努力；涉及外在的，就是机会和运气。而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相互影响，都重要，都不可或缺。对于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人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的作用程度也都相当的不同。

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是内在的东西，对于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才是外在的东西，就是“机会和运气”。有一句话叫做“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所说的“有准备”，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能力。我常常用如下的比喻来说明机会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人一辈子的所谓成功就像是爬梯子，能爬多高取决于梯子的高度。梯子包含两根长长的竖杆和无数条短短的横棍。竖的长竿就像是机会，而横的短棍则是一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人的一生能够爬到多高，其实就是由这根长竿的长度和自己所拥有的短棍的数量共同决定的。有的人身边贵人很多，机会无限，但个人能力有限，两根长竿高耸云天，但个人却没有足够多的短棍，所以，会空望着上天赐予的宝贵机会，无计可施，无法攀爬得更高。而另外一些人，饱学文章，但就是没有获得机遇的眷顾，没有两根长杆，手里就是抱着再多的短棍，也没有用处。这时，短棍无异于烧火棍，也许古人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创造了一个成语叫“怀才不遇”。此处的“才”，在我看来，就是“柴”字的通假，意思是抱着一堆烧火的木头。当然，这是玩笑话。

二、能力与努力

关于“能力和努力”，我将之分解为四个要素，依次是“知识、技巧、态度和性格”四大范畴。

首先，是“知识”。何为“知识”呢？知识就是世界的逻辑。这个世界是有逻辑的，只不过，这个逻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于是，这个世界上喜爱智慧的人就要探询这些只有上帝知道的逻辑。这些人就是学者，也叫科学家。学生在学校里所能学习的，其实就是这些知识，然后，在现实世界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知识掌握得越多，一般来说，有可能会提高某些行动的成功概率，所以知识很重要。学校就是创造知识的地方，学者们莫不以自己的发明创造被写进教科书而感到荣耀。

知识的生产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发现，从念头变成议论，再逐渐变成所谓的“假说”或猜想。当假说被不断验证，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后，就会成为既定的理论命题，并被写进教科书，成为“知识”。直到有一天，当新的证据对原有命题提出证伪时，理论开始进步。新的假说被提出、被检验，理论在创新，知识也在更新。商学院，和大学里的其他科学院系一样，养了无数的教授，这些人每天就是从事知识生产这一件事。提出命题的，是大学者；而大多数学者，则进行的是验证(最多算是“发现”)性质的的工作。

应该看到，相对于世界的奥秘而言，人们目前所创造的知识还很有限。对于世界的逻辑，人们看得并没有那么透彻，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于是，没有知识基础，未被解析出条理的原生态似的东西，就变得格外重要。我将之称为“技巧”，也有人将它称为“街头智慧”。掌握技巧的程度，是影响成功的第二大要素。

技巧，不同于知识，往往是一些基于实践过程所提炼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的理性能力，还不能有效地处理好隐藏在技巧背后的复杂逻辑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自如地去驾驭和使用它们。技巧的运用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相同的招法可能会招致完全不同的后果，有时会出其不意，但有时却会失效。

在人治的体系里，技巧和经验最有用。古往今来的很多御人之道，都属于“技巧”范畴。比如，中国人常讲的“到位但不越位”，就是如此。哪里是“位”，怎样就是“到位”，而怎样就是“越位”，没有统一的标准，到底该如何把握，纯属技巧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领袖的气质主要包含以下几点：①具有吸引追随者的气质与器度；②恩威并施，可以吸引部属为之卖命；③有大格局和胆量，敢做挑战性的工作；④具有临事能决的危机处理能力。这些气质听上去好像都能懂，但实际中去运用、去判断，去把握，却很难，太多技巧性的东西。并且，很多技巧还不是后天能够培养出来的。重要的是，技巧不能教，只能靠自己慢慢观察、慢慢体味、在干中学。边干，边练习，边体会，边改进。

第三个影响成功的因素是“态度”。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努力；取决于他的态度，即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勤奋的，还是懒惰的。我常常提醒EMBA同学要慎重交友，交友不慎，就会毁掉自己，毁掉事业。有些人来清华读书进修，实际上是带着一种孤独感和苍凉感来的。工作的压力很大，企业正在爬坡。每天睡得很晚，清晨醒来马上想到的是今天又要如何奔忙。工作到底是为谁而做。并不清晰。一些转型中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企业家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以解决管理中的难题。这些同学是劳力又劳心。

我常说，到了清华，一些人会因为同学在态度上有所改变。有人遇到了一个比自己还苦，但却非常坚定的同学，于是，他在日常的交流中受到影响，耳濡目染，他自己也越发坚定起来。我常举自己非常敬佩的日本企业家井植薰的例子。井植薰是三洋电机公司的创始人，每天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天长日久，变成了一种习惯。公司的保安竟把井植薰的上班时间作为标准时间，甚至用这个时间来对表。显然，如果来清华的企业家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个同学，并成为朋友，他的态度也许会更积极。相反，如果碰到一个消极的人，情况则会完全不同。我也见过不少放着公司成长机会不要，而把大量的时间放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人。毫无疑问，态度的不同会影响到努力的程度，而最终会影响到成功。

影响成功的第四个内在因素是“性格”。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对性格这件事格外的在意，也不觉得这个因素对个人的成长和成功会有多大影响。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才发现，性格因素对人及其生活的影响会有多大，它是多么的重要!有很多组织，成员间发生冲突，很多事谈不拢，其实，不是大家不想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是因为性格这个“幕后的手”在那里发挥着谁也看不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1年，我在哈佛商学院PMD项目进修，最开始的一个环节是做Myer-Briggs性格测试。填写问卷之后的两周，我拿到了类似于我们体检报告一样的性格测试报告。结果吓了我一大跳，我简直怀疑他们测试的是另外一个人。我问自己：这是我吗？我竟然完全不了解我自己。比如，我的内向和外向指数，呈现出我先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分布。当然，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不是找出缺陷。没有什么性格是完美的，或者是彻底完蛋的，它就是一种禀赋。但是，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且在做事的时候适当加以考虑，也许会更有利于成功吧。

以上这四个内在的能力要素，我依“知识、技巧、态度和性格”这样的顺序排列下来。大家比较容易发现，越是前面的内容，越容易改变。一个人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就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巧”，使自己的“态度”更加积极，并且，按照自己的“性格”去选择自己最适合的社会角色。但越是后面的东西，越难改变，这正应了那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老话。

“能力和努力”是内在的因素，而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外在因素，则是“机会与运气”。从现实中看，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机会和运气”甚至比“能力和努力”更加重要。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在课堂内外问过不少企业家。我发现，越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制度也规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越认为“能力与努力”重要。反之，越是呈现出暴发式成功、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老板，越是觉得“机会与运气”重要。

三、机遇和运气

关于“机遇和运气”，我认为它们包含了三个要素：时运、位势和贵人。这三个要素分别对应的内容就是老话讲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好运气，就是赶上“天上掉馅饼”。但这馅饼，并不是不断往下掉的。它是一阵一阵地掉。要赶得上才是有运气。老百姓习惯上把它叫做“命”，就是你命里有没有。以时运的因素为例：最近一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可是，对于那些没有赶上1977年高考政策变动的人，或是赶上了，但年龄不对的，就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大家常说，上帝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哪来那么多的公平？很多东西有时想来都是时运的关系。一个人生在富贵人家，或是在穷困人家，都叫“李泽楷”，就是能力和努力都一样，甚至后者的能力和努力更多，也没见过后者成为“小超人”。所以，必须要承认外在机遇因素对人成功与失败的影响。不公平，是正常的；公平，反倒不对了。

先说“时运”。在中国主要是政策影响及其变化。一个大的政策变化，如果赶上了，赚的钱几辈子可能都用不完。我常开玩笑，天上掉馅饼，一阵一阵。掉的时候，你一定要赶上，碰巧你去上厕所，那就只能自认倒霉。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比任何人都关心宏观经济形势，关心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有中国这么多的经济论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打造环渤海经济圈，用四万亿拉动经济，哪一条政策出台之后不造就若干个富裕的企业家啊。所以，赶时运、抓机会，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成功绝对重要。

第二是“位势”。也就是说，掉馅饼那一阵，你赶上了也不见得有份，还要看你头上有没有，你站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有很多民营企业总是要傍国企这个大款？其实，就是要使自己的位势站得更好些，便于抓机会。中国是典型的政策经济，政府的政策变了，要投放资金，比如说四万亿，投放货币的相当数量都会流入国有企业，起码要流经国有企业。而这些钱有不少又会经过国有企业流向那些站位比较好的民营企业。

第三，是“贵人”。掉馅饼的时候没赶上，站得位置也不对，这些都没关系。如果天上有人帮你接着，然后，等你到位了再扔给你，也许更加事半功倍。这就是贵人的意思。贵人不一定是官员，不一定是进行权钱交易，不一定涉及腐败。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句话的，也是贵人。根据高、中、低的位势原则来划分，贵人可以是上面提携的人，可以是平级有助于合作的人，也可以是用于辅佐自己的人。中国人特别强调并重视人际关系，整个中国经济其实就是运作在各种人际网络之中的。有人甚至认为人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利用好了网络中的关系，生活和生意上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上，不少人来清华读书，就是本着结交朋友的角度而来的。

四、商学院里的学问

商学院里面的铜臭味固然重一些，但是，它毕竟也是做研究的地方，学者们还主要是书呆子。如前所述，书呆子们的工作就是要发现一些规律性和逻辑性的东西。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概念，第二是概念之间的联系。我打个比方来说明。牛顿看到苹果落地，由此想到了地心引力。但是，什么是地心引力呢？它与什么东西相关呢？牛顿经过研究，建立了他的理论，地心引力是一个概念，质量是一个概念，当然还有其他的概念。牛顿又通过一个公式建立起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逻辑。不过，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人们都不能很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还非常有限。所以，科学家们所致力的，就是希望多知道一些，早知道一些。

商学院的学者是如何致力于他们的研究工作呢？首先，学者要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现象，产生感想，产生基本观念。在100年前，那也许就是学术上很高深的东西了，但在今天，标准已经大大提高。思想者固然很受尊敬，但那种原生态的思考还不足以获得学术同行的足够认可，特别是还不能被称之为“科学”。从思想到理论，中间还需要几步加工。第一步，是要把观察到的东西进行归纳总结，具有某种特征的被归为一类，叫做“类型事实”。发现类型事实的手段可以是直觉，也可以是案例。可以是一个案例，也可以是多个案例，或者是大样本的统计数据。第二步，要依照逻辑关系在原生态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是用文字表示的，更多的是用数学来描述的。这个理论模型被提出来之后，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假说。第三步，再使用统计方法或其他科学上认可的实证研究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当统计证据支持假说时，理论就会被暂时接受。所以，一个人如果关心商学院的教授们每天都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他们就在进行上面某一个环节的研究工作。

按照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在绝大多数商学院里，教授们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的。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学者花大量时间致力于数据的处理工作。他们可以写出统计方法很严谨的论文，但对于现实世界的关心却相当有限。于是，他们无法对于经济生活或者管理实践中的事项发表有价值的评论，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经理人发现管理学教授的课自己听不懂，好像说的都是月亮上的事情，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教授。于是，这又会诱导他们轻视知识。

只有少数几个学校的情况是例外。比如哈佛商学院，他们的传统是致力于使用案例来支持理论研究和分析。但从全世界的角度看，使用案例方法的学校并不多，甚至在很多学校，所谓的案例教学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案例也更像是一种理论的注脚或注释，很像是点缀。哈佛商学院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教科书，而是每节课讨论一个案例，教师带领学生把案例材料处理成一个可解的问题，然后再教给学生解这个问题的工具。哈佛教授的研究也往往是基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不少哈佛教授的理论模型都是建立在大量案例研究基础上，比如波特教授。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战略》三部曲都是基于哈佛多年累积的案例研究，以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些调查研究。

很多人认为，案例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不如统计方法科学，至少它看上去没有那么严谨。然而，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案例研究对于管理学来说也许是最有效的发现规律、验证规律的方法。统计方法的好处是像八股文一样，好学、好做，可以按照程序来走，比较容易出论文和发表论文。而使用案例来进行研究，对研究者的思辨能力要求比较高，较难进行讨论，论文发表也不是很容易。不过，使用案例进行管理学研究的教授，却在商学院的教学上特别有优势。因为案例研究讲求关注企业实践的细节，所以，教授的研究水平越高，对管理实践的过程在理解上就比较深入。如果教授的口才好，那就一定会受到经理人和MBA的欢迎。当然，在好的商学院里，对于教授队伍也有一个恰当的安排。教授会被分为两类，一类以创造知识为主要任务的；而另外一类，则是以传播知识为已任。创造知识的人更多是研究型的，传播知识则是教学型的。而我见过的一些教授，特别让人佩服，他们研究做得好，课也讲得精彩极了。只是这样的全才，即使在顶级的商学院里也比较少有。

五、商学院的教学

知道了商学院里教授的状况，大家也许就知道能够在商学院里学到什么了。知识，只有知识！连技巧的主意都别打，教授们没人会教，即使敢教，也多数是假货，因为教授们没有与之真正相关的阅历，那些东西都是二手货。也就是说，我前面所说的、影响人成功的七个要素里面，商学院里能够给你的东西只有“知识”一种。

了解这一点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这就像到商店里买东西，一定要搞得清那是卖什么货的商店，走错了商店，责任又不在商店，那就千万不要郁闷，更不要撒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清华和哈佛商学院联合为中国和亚洲地区高级经理人所办的一个培训课程上。那是一个最高端的培训项目，教授由清华经管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各遣精华上场。在哈佛方面，波特、卡普兰这些大牌尽在出场名单中，教学方法则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就像破案一样，要一扣一扣地解。哈佛的精华是它的案例教学，而教授并不是课讲得有多好，他们的功力全在那一环接一环的追问上。在不断追问中，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析能力会被不断地强化。但有些中国经理人却根本静不下心，对分析没有兴趣，往往直接要求知道结果。甚至有时还会急得撒野。记得就在这个顶级的培训课程中，有一位上海地区的房地产经理，耐不住性子，当场打断教授的课。他说：教授先生，你问了我们那么多，你到底是个什么观点，直接告诉我们不就可以了吗。其实，他是走错了课堂。我都替他冤，花了那么多钱买票，以为是二人转，没想到是昆曲，咿咿呀呀，又着急，又难受，撑不住了，要发泄一下。没想到，这一搞，掉了所有中国人的价。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

我要在第一个月就告诉听我课的学生商学院里有什么，也是因为受过这类事情的刺激。因为常常会听到学生议论老师，这个讲得不好，那个讲得很臭。学生们是把我当成了哥们儿，但他们不想想，我也是老师，我和他们贬低的人是同类，当着槐树骂桑树，你说那槐树听了会是个什么反应。当然，如果是桑树水平确实低，需要改善，那也另当别论。关键是进了梅兰芳大戏院，要听郭德纲，这事儿的责任就不在桑树了。所以，我希望在第一个月就能够告诉学生们，商学院里都有什么货色，然后请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继续，如果坚持留下来的，那就不要责怪我们不会唱二人转了。

坦率地说，很多商学院其实就不该搞经理教育，或者就不该为了收那一点银子去委屈教授伺候那些爷。因为这买卖双方供给和需求实在是对不上：一方根本不要知识，另一方又只会讲些知识性的内容。可是，商学院要能够养着一批学者做研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除了国家的教育经费和校友及其他机构的捐助之外，赚取学费和培训费，是商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努力扩大MBA、EMBA和EDP(经理培训项目)的规模。这些学生，除了MBA因为年龄的缘故、级别的缘故还好，剩下的与其说是学生，还不如说是“学生”兼“衣食父母”，所以，伺候起来非常不容易。

好的商学院，其实应该提高自己的招生针对性，将那些真正要听“昆曲”的人招进来。或者，就是设立完全不同类型的课程，昆曲就是昆曲班；二人转就是二人转班。很多同学，他非常清楚今后的事业最主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要靠贵人提携，所以，他来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形成圈子，他对于课程内容的需要，就是好听不困就行。对于这些人，你就是将知识准备得再充分、再鲜活、再动听，也没用，总不能把所有的管理理论都变成段子吧。而对那些真想通过学习了解管理理论的来龙去脉，然后择其适用的部分用在自己的管理实践上，这种人才是商学院的真正“客户”。

当然，商学院的课程里面应该有足够多的讨论和交流，教师应该有意留一些技巧分享的环节。我在哈佛进修的时候注意到，很多课堂时间是教师有意识地鼓动学生去对立、去争辩，特别是在技巧性的部分。知识性的部分，教师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引发讨论，而技巧性的部分则不同，同学间的互相学习特别重要，一个好的课程和好的教学组织在这方面一般都是要下够功夫的。

六、如何有效利用商学院

对于商学院的生活，我主张任何学生都要秉持“学习知识，分享技巧，改变态度，建立人脉”这样四个原则来对待。

首先是“学习知识”。有人也许说，这是废话，不学知识，到商学院来干什么。我教书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就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功利心太强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多数中国人对于知识缺乏恭敬心，也并不是很有兴趣。很多人目光短浅，觉得眼前有用的东西，它会拼命去了解，而对于那些目前可能只是储备性的知识，则并不十分关心。

另外，也许是李约瑟早就提到过的“中国文化缺少解析的基因”。可能是中国考试文化的恶果，我们的学生往往特别重视工具性知识的学习，而对于分析性知识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其实在现实世界中，解决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将问题处理成为可解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教科书后面的两类问题：计算题和思考题。我们的学生往往擅长计算题，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有能够得出答案的问题，才是问题；思考题一般都极不受重视，不少人都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了，在拿到思考题之后，还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另外，我们的同学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普遍不会进行讨论，常常是各说各话，鸡一嘴，鸭一嘴。而不太善于运用一些辅助工具，比如说黑板，来随着讨论的进程，使逻辑线索逐渐分明，然后，集中集体的智慧，各个击破。我有一次和李志文教授聊天，他的看法我深深赞同，就是这些同学不是大学没有念好，而是在小学、中学阶段就亏欠了许多。

其次是“分享技巧”，这对于EMBA和MBA同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们对于很多现实问题的解法，在逻辑上是认识不清的，没有现成的知识可资利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技巧来帮忙。在商业世界里面，有一种叫做“最佳做法”的东西，所强调的就是经验类、技巧性的东西。但是，目前的很多商学院在教学活动中还不能也不善于有效地组织技巧类的交流。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往往因为缺少设计而效率较低。于是，学生们需要自己来注意技巧类内容的交流与学习。

第三是“改变态度”。这一点，我在前面讲井植薰先生的时候已经说得很多了，不再赘述。总之，在商学院里一定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成功人士”，有些是真精英，有些则是暴富豪。不过，即使是真精英如王石，他的态度和理念也不一定适合你。绝大多数人靠登山是无论如何登不出一个万科来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商学院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要能够分辨出哪个是“朱”，哪个是“墨”。

第四点是“建立人脉”。说到底，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情和关系的社会。所以，商学院的校友群一定是个建立人脉关系的重要场所。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否认，全世界都一样。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学生时代建立的关系，在一生中都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注：题图为本文作者，@清华经管教授宁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