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马未都是独立于官方文物保护体系之外的民间收藏家。他无师承、无家传，靠“捡漏”起家，建立观复博物馆，实现了中国私人博物馆“零”的突破。如今马未都正在尝试通过建立理事会架构和基金会制度实现博物馆的“去马未都化”，将所学所藏毫无保留地还给社会。
HBRC：国家博物馆有强大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而您凭借一己之力办起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这一“奇迹”背后有什么技巧？
马未都：我觉得没什么技巧。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的成功一定是经历了物极必反然后才能水到渠成。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走到极端才能显现出它的弊端，中国人不会在中途改。比如社会对文化的批判，走到极端了才调转过去。现在（办博物馆的）社会条件我觉得是允许的，你看观复博物馆位置这么偏僻，门票50块钱，跟城里看个电影价钱差不多，已经很贵了。这样还有人愿意来，就证明有很好的需求。私人博物馆理论上讲是非商业的，但是企业税法不管这一套。我们营业税，城建附加、教育附加等税收加在一块，全博物馆每人每年能创造一万块钱税收，这不要说是在博物馆，在商业企业里有时候都做不到，我们做到了。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等于说好莱坞大片是免费的，我要是拍一个小片还想获得很好的票房，那肯定片子要拍得好。
HBRC：2004年您推动博物馆改为理事会制，之后又成立了观复文化基金会。您由一个独立的民间收藏者转变为机构管理者，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马未都：我可能本身就具备管理人的能力。比如说我原来在海马创作室，当时高峰期的时候有将近四十个作家，各个都是“人尖子”。刘震云、莫言、海岩，你知道的有名的作家差不多都在里头。那时我是秘书长，直接管所有人，要事无巨细地跟所有人沟通。我觉得能管理好这些“人尖子”需要的最重要的技巧是宽容。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讲规矩的社会。制度化的东西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执行：一个是强权下，再一个就是高额利诱下。当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时，就要靠文化。中国的文化非常具有包容性，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文化的“同一片蓝天”下，这点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的文化差异大，需要制度来说话。
HBRC：如何将中国文化与舶来的理事会制度相调和呢？
马未都：现在理事会成员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但是无论在西方教育成什么样，只要在中国混个五年以上，他就变回来了，要不然就处处碰壁。我觉得我们文化很难适应西方理性的文化，起码短期之内是很难的。中国人注重情感沟通，如果你一上来就跟他谈制度，那你就死了。在中国绝对不能一上来就用西方那一套，虽然有制度，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人情去维系。在制度的设置上一定不能和文化相悖，如果制度和文化相冲突的话，制度一定死，文化不会死。
HBRC：从文学到收藏，您总是聚集起所在领域中的“人尖子”一起工作。您如何挖掘这些优秀的合作者？
马未都：这些人最重要的一点素质是对社会的判断力，有这一点的话，他所有的狂妄是可以接受的。做投资的人，站的高的人，能判断出来谁是偶然成功谁是必然成功。有的人是歪打正着，有的人是必然成功，换一个事他也能成功。如今我看各种杂志上全是熟人，商界的人我认识非常多，你听他的判断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内心喜欢，能坚持。比如做博物馆，我就是喜欢，要是为了赚钱我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我选择博物馆理事会的人也是这样，不一定得视金钱如粪土，但你得不指望这个事赚钱。你也并不需要酷爱收藏，我对专业背景没要求。内心愿意做事的人其他背景不重要，你能想通人生，人生会走得很快乐。
HBRC：现在著书讲学的同时还要管理博物馆，您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
马未都：我特累，每天早上都是被闹钟叫醒的。我将来要写一篇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句话我要写“我的人生中的早晨，基本上都是被闹钟叫醒的”。我们这一代人休假都难以全身心的放松，比员工还辛苦。前年我飞机起降一百五十次，基本都在天上。去年下决心不要超过一百次，结果还是一百多次，差不多三天一次。这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很难出现很轻松的老板，我见过的所有成功老板都是靠自己。娃哈哈现在都没有总经理，连这个层面的人都没有，但它活得很好。现在成功的老板们差不多都是五十岁上下，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