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过去5年里，在美国，作为男性或女性同性恋者，就意味着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会出人意料地冒出一些障碍。尽管众多机构表面看上去就像是婚姻一样坚如磐石，但军队和职业体育行业已经敞开了他们的大门，其开放程度在数年前都是难以想象到的。但通往一个地方的道路依然障碍重重，而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许多人指出，美国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但在财富500强公司内，尚不存在公开出柜的同性恋首席执行官。
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此类空白情况的继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与首席执行官中缺乏女性、西班牙裔或黑人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男女同性恋可以隐藏他们的不同之处，有时甚至会为自己的秘密付出惨痛的代价。约翰·布朗（John Browne）曾担任英国石油公司（BP）的首席执行官。这个行业内既有布朗这类人，也有颇具阳刚之气的石油工人，是个很奇怪的混合体。在步步高升的过程中，身处石油行业的他数十年来一直隐瞒自己的性倾向。2007年，一家伦敦的报纸出钱买通一位男妓，让他披露自己与布朗之间的关系。布朗为此卸任。
但那是当时的情况，而且八卦小报对布朗的报导也是真假掺杂。现在，变化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日渐认为首席执行官出柜的好处要超过其风险。“我想也许是明年吧，在某位首席执行官承认出柜后，就会接连看到其他人也这样做，” 柯克·斯耐德（Kirk Snyder）说，“不管第一个出柜的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是谁，他们都将永远被载入史册。只要有一两个首席执行官出柜，而且其他人看见这些公司依然相当成功，其他未出柜的人则会心想，‘这会是相当重要的信息，要对外宣布。’”斯耐德是一位企业员工多元化顾问，也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临床管理沟通学教授。
莫妮卡·麦克戈拉斯（Monica McGrath）是沃顿商学院阿瑞斯高级管理教育学院（Aresty Institute of Executive Education）的副院长，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财富500强高管教练。她表示，自己曾经遇到过未曾公开出柜的同性恋首席执行官。她借用克林顿时期针对军队中服役的同性恋的政策说：“这种情况就是要不问不说。”但基于她对部分公司接班计划的了解，她相信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她说：“首席执行官队伍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而年轻人都奇怪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
事实上，成长中的商科学生都迫切想要榜样的力量。MBA学生米拉·帕特尔（Mira Patel）说：“我觉得在哪里出柜，以及何时出柜，这些都是相当私人的事情。”帕特尔同时也是Out4Biz的联合会长，Out4Biz是沃顿商学院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GLBT）学生组织。“我出柜时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所以我能理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出柜，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其他人也跟着出柜，这只是情况彻底发生改变的一部分，而且商学院的人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这点会越来越正确。”
快速但不彻底
数十年来，美国企业一直在其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员工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者说有时甚至是公开反对。但现在，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些人对企业来说是件好事。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权衡是否要废除《婚姻保护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DOMA），当时从贝莱德公司（BlackRock）到华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等众多美国企业联合签署了一份法庭之友诉书（friend-of-the-court brief），力促废除该法案。该诉书称，《婚姻保护法案》要求公司放弃他们的原则，“或者更为糟糕的是背叛这些原则”，从而侵害了公司的经营权利。这些公司表示，婚姻平等对于美国商业而言是积极的一步。
但支持同性恋的法律和政策并没有在各行各业或各地域遍地开花。同美国的情况一样，欧洲、亚洲和俄罗斯针对同性恋的观点也已经发生改变，通常是变得更加自由，但并非始终如此。在最近数年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经将同性恋作为政府反对的特殊目标。众多欧洲国家已经颁布了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法律，不过整体而言，西欧对这些人群的限制要少于东欧，而且越往东走，限制越多。2001年，中国政府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清单上删除，但同性恋问题在最近数年里已经变得活跃，中国的同性恋活动家正在倡导制订反歧视的法律和允许同性婚姻。没有人认为政府会很快就做出让步，但倡导者们可以自由开展自己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受到骚扰。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行为在印度依然存在，这里的同性恋行为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过近年来，同性恋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接纳，在媒体中有所探讨，而且《不知为什么》（Don’t Know Why）等此类热门影片都涉足了同性恋问题。
在最近的《玻璃柜：为什么要出柜》（The Glass Closet: Why Coming Out Is Good Business）一书中，布朗指出，在77个国家，成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仍然被视为是非法。有5个国家会针对此类行为判处死刑，但布朗预计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2013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开始在全球大力推动废除反同性恋的法律，并称这些法律“令人愤慨”。
但就算在进步很大的美国，男女同性恋依然面临障碍。同性恋权益团体人权运动组织（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指出，有29个州没有颁布法律来禁止工作场所中针对性取向的歧视。人权运动组织最近针对全美800名男女同性恋工人进行了调查，其中53%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并未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们还要担心其他方面的原因。2011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一份哈佛大学的研究。研究人员针对1700多份正在招聘的初级白领工作给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公司发去了虚构的简历。如果简历中包括了曾在同性恋组织工作的经历，那么该简历得到面试机会的可能性要低40%。
此外，即使公司政策公开表示接受同性恋，这也并不能保证公司的同性恋可以享受到与非同性恋同样的成功道路。“公司里通常会存在没有明述的组织价值观和信条，人们不久后就可以知道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哪些东西是可以被接受的，”麦克戈拉斯说，“公司可以有最变化多端的愿景宣言，但你会知道，不可以将自己同性恋爱人的照片摆在高管办公室的桌上。你会看到这些是非常微妙的歧视行为。而且如果你的确有着雄伟的抱负，你就不会去反其道而行之。我能明白，一些相当成功的聪明人觉得出柜让人感觉不安全。”
对于首席执行官而言，同性恋的身份甚至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麦克戈拉斯指出，首席执行官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东西都会被放大——不管是在董事会、公司员工、还是顾客和股东们的眼里，情况都会如此，而这其中许多人生活的地方并非更加自由的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坦率地说吧，我们的发展方向可能是许多人感觉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并非所有人观点一致，”她说，“如果你身处首席执行官这一级——我想起了和我直接合作的一些人——出柜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并且导致你所传达的讯息发生偏离。”
她指出，今年7月份，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宣布他患上了喉癌，此后公司的市值缩水20亿美元（约为1%）。这就证明了“最高层领导人所说的每句话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说的每句话都相当重要。”
从不利条件到有利条件
工作场所存在的这些力量让同性恋们无法攀升到组织的顶层。饶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些力量在同时迫使同性恋们培养自己的技能，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领导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耐德针对3500名专业人士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研究，对出柜的同性恋老板手下的员工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度和满意度要高出25%至30%。他表示，这与老板本身的性取向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老板的管理风格有关。”斯耐德指出，员工们会认为隐瞒自身性取向的同性恋老板“性格自闭、脾气火爆、而且待人不公”，而“出柜本身展现了并非人人都拥有的7大领导原则”——即包容力、创造力、人脉搭建能力、适应力、团队融入能力、直觉力和协作能力。
“我觉得这就是花时间去发现个人的才能是什么，懂得个人可以给工作场所带来哪些价值，而且这些会给员工们带来相当积极的影响，”斯耐德说，“我永远都会记得有一位女性曾经说过，她是单亲妈妈，而她的同性恋老板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情况的老板，并且给她放假，让她参加女儿的舞蹈演出会。”斯耐德补充说，她非常感激，“所以会愿意一直加班到凌晨2点，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撰写报告。”
斯耐德表示，因为同性恋通常会从周边的世界里寻找自己被接受还是被排斥的线索，所以他们的直觉非常强，而这种直觉就会转变为更好的招聘决策。她的研究发布在《G商：同性恋高管在领导人行列表现出色的原因……以及所有经理人都必须知道的事情》（The G Quotient: Why Gay Executives are Excelling as Leaders… And What Every Manager Needs to Know）一书上。她说：“在异性恋世界中长大的同性恋本身就会拥有良好的领导素质。”这个观点与城市旅行者公司（Urban Outfitters）前首席执行官格伦·桑克（Glen Senk）的观点相互辉映。桑克目前与伯克希尔合伙公司（Berkshire Partners）合作，联合投资创意、高增长零售和消费企业。“或许正是那段挣扎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加出色的首席执行官，”他说，“这段经历磨练了我的性格，让我更具同理心，而这也是首席执行官最为重要的素质之一。”
现年58岁的桑克曾经标榜自己是大型美国企业内唯一一个出柜的同性恋首席执行官。他从未隐瞒过自己的性倾向。他表示自己从未因为是同性恋而遭遇过任何摩擦。但他承认，这或许与自己所处的零售业有关。“我之所以选择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我感觉这个行业比投资银行业更加轻松。当初在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对同性恋比较友善。”但他也指出：“当年在大学时，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榜样来告诉我，做真正的自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零售业，作为一位出柜的首席执行官也许并没有成为一种不利条件，但在约翰·布朗的领域内，这曾经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在书中，布朗讲述了作为一名隐瞒性倾向的石油行业高管的情况。“在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我认为个人的判断力对公司利益而言可谓是生死攸关，”布朗写道，“我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且不再那么愿意去寻找伴侣。我定期同众多社会比较保守的国家的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我担心任何情况的披露都可能会损坏到与部分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尤其是与中东地区的商业关系。在这些国家，同性恋会被判死刑。”
为了说明出柜对企业有益，布朗提出，隐瞒性倾向会带来隐藏成本和心理代价，没有哪家企业可以承担。而出柜可以推动其他非同性恋同事们的生产力，而且只有当工人们在工作中展现完整的自我，团队合作才能变为现实。他引用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首席执行官冼博德（Peter Sands）的话说：“在这个成功就靠发挥人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商业世界里，去削弱那么多人才没有任何意义。”
桑克是这样说的：“当你掌管一家组织，手下拥有数千人，你会努力让大家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那么就没有时间去隐瞒什么了。你需要信任，而要建立信任，你必须诚实。谁想过双重生活呢？那样负担太重。我真的希望那些隐瞒性倾向的人能够有勇气出柜。”
如何出柜，何时出柜
一位曝光度相当高的美国首席执行官面对出柜的问题似乎正在采取更加微妙的一种方式。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曾经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撰文介绍国会通过《就业反歧视法案》（Employment Nondiscrimination Act）的重要性，曾经与苹果公司其他员工并肩参加旧金山的同性恋大游行（Pride Parade），并且在《出柜杂志》（Out Magazine）2013年最具影响力的同性恋排行榜（Power List 2013）上占据榜首之位（2014年滑落到第二位）。但他从未就自己是否真是同性恋公开做出回应。
同性恋博客主约翰·阿拉佛塞斯（John Aravosis）和一些人则表示，库克试图同时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世界中立足——捍卫同性恋的权力，但又因为自卑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点意味着他正在发出信号，表示同性恋的身份存在问题。他为什么不回应是否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去猜测其中的原因，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理由，”斯耐德说，“有人说这是因为苹果公司在亚洲和中东的市场份额太过庞大，也许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不知道这点在2014年是否正确。”
但在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凯瑟琳·克莱因（Katherine Klein）看来，何时出柜以及如何出柜都比较重要。克莱因同时也是沃顿社会影响力项目（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副主任。“针对那些出柜领导人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出柜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你会要一再表露自己的性倾向，”她说，“所以慢慢出柜并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点，我认为这条策略并不赖。等到你正式宣布时，人们会说‘我们早就知道了’。”
克莱因表示，人们如何公开解释自己出柜的选择也许同样重要，而且会影响到公众对此的反应。“宣布自己是为了某些正面原因而出柜似乎是一种适当且明智的做法——例如我想做一位诚实的领导人，我希望他人在公司能感到安全，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杀，以及身为领导人，我知道我们需要所有可以找到的人才，而且我不希望有人在公司感到不自在。有许多种方式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克莱因表示，蒂姆·库克——假设他是同性恋——等待的时间越长，出柜就会越容易，因为小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到时候已经让媒体习惯于同性恋首席执行官这种新闻，不再看重其中的新闻价值。“我孩子在华盛顿特区就读高中，这所学校的校长曾经相当公开地表明他本人是同性恋，而市长力挺他这样做。当有越来越多此类事情发生，那么当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布他们是同性恋时，所造成的社会反响就会越来越小。”
当然，随着新闻价值消失，成为先驱者的机会也会随之消失。谁会抓住这个机会呢？麦克戈拉斯说：“我认为库克的慎重是正确的。真诚就意味着要完全披露吗？我不这么看。”但她补充表示，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大家把关注力放在工作的效果上，而不是首席执行官这个身份的其他方面。“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的浪尖。如果我们可以在美国企业中成功实现这种思维的改变，那么就可以铺平道路，鼓励到大量边缘群体。”
